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史书通常卷帙浩繁，虽雄浑，却终究是一部帝王家书。民间寻常百姓生活中的真实与点滴，却往往记录在地方志里。“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正是地方志承载的重任。除了沧海桑田裂变的动荡，它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历史的细节。
然而，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千城一面的现象似乎比比皆是之时，对“历史细节”的感知或许再次成为一把钥匙。此时，“在地”的观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的眼光：每个城市不起眼的局部都包含着它本身的历史，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中也可能蕴含着非常有特色的当地文化。随着科技进步和观念更新，续写今日的“地方志”已有了更多手段，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参与记录甚至塑造它的一员。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设计又是如何参与谱写和描摹地方志的？设计的在地性探索又究竟是如何完满传递地方个性的？
卷宗五周年之际，我们以“地缘”为题，集结五位（组）建筑师——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柳亦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丁垚，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始人刘珩，佚人营造联合创始人王灏与裘浙锋， Atlas Studio联合创始人周贞徵，试图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与感受，实践和研究出发，共同探索这些问题。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2001年成立于上海，柳亦春是合伙人和主创建筑师。2010到2020年的十年被很多人称为柳亦春和大舍的黄金十年，这十年是上海从新城建设转入城市更新的重要转型期，世博会开启了上海城市更新的进程，沿着黄浦江工业岸线的改变，也造就了城市变化最大的片区：从2014年建成运营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到西岸艺术中心、艺仓美术馆、八万吨筒仓。这些由工业遗产改建而来的建筑，在保留城市遗迹的同时，也构成了滨江岸线上一道道风景。除了美术馆外，打通徐汇与滨江公共空间断点的日晖港步行桥、杨浦滨江的边园和西岸例园茶室等也出自大舍。
大舍设计的位于黄浦滨江的边园，场地原本是为运送生产煤气的原料而设的煤炭卸载码头，建筑师保留了历史的混凝土墙
在大舍主持建筑师柳亦春看来，地方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从描摹的角度，设计可以做到的首先是将一个地方的特质呈现出来，但这不等于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具有地方特质的物。大多数时候，通过设计，保留场所中既有的物，并将它从可能看似的平淡之中剥离出来才是首要的。这需要能发现的眼光、能分辨的大脑、能包容的心胸，和能处理的技巧，首先，也意味着对地方的充分尊重。在一次关于上海系列工业建筑改造的采访中，柳亦春说：“工业建筑虽然不同于园林，但原来建筑与工业运输、与黄浦江之间构成的独特关系，都是一种既有的、可以被捕捉的场地的特征。园林有一个建造规则叫‘因借体宜’，就是说要能够发现并挖掘场地的潜力，充分利用好对建筑设计有利的部分，形成一个得体合宜的空间。这些特征如果能够在新建筑中得以延续，将会成为新建筑的历史的底蕴、文化的承托。”
大舍近期完工的金山岭上院，坐落于北京和承德交界处的山脉之中，建筑远处即为金山岭长城©️苏圣亮
除了在上海的实践，大舍最近完成了位于北京和承德交界处的金山岭五道梁的长城脚下的金山岭上院 ，这里是在传统禅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双重背景下，为人们提供的一处静心冥想的场所。对于柳亦春来说，建筑作为地方历史的见证与记录者，也可以凭借独到的方式参与其中。设计具有地方特质或者与其相关的“新的物”是更具挑战，却也更加令人兴奋的。这需要一种对地方要素的综合把握能力，对地方文化本质具有足够的了解，更准确地说，这个过程需要通过自身的智识去触及地方文化的本质，然后运用设计的语言去创造。
柳亦春说，“采用对话的方式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新的设计必然是当代的物，那么天然就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对话，如何让过去的时间进入当代的时间，或者让当代的时间进入过去的时间，都是在续写地方志。”金山岭上院通过回顾中国传统的风景观，寻迹古老的唐构佛光寺，在金山岭地区的传统文化与地理特色中寻根，然后借力成熟发展的技术呈现全新的风景建筑。在徐风夕照下，人们透过眼前的建筑似乎可以看到千年前唐风飘逸的蜃景，感受古今赓续的精神传承。
W＊：如何以设计描摹地方志？设计的在地性探索究竟是如何完满传递地方个性的？
地方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就是地方的历史。从描摹的角度，设计可以做的首先是将地方的特质呈现出来，这不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具有地方特质的物。大多数时候是通过设计，保留场所中既有的物，并将它从可能看似的平淡之中剥离出来，这是首要的。这需要能发现的眼光、能分辨的大脑、能包容的心胸，和能处理的技巧。这个时候，同情心往往很重要，这首先意味着对地方的尊重。
当然，更具挑战的是设计具有地方特质或者与其相关的新的物是更加令人兴奋的。这需要一种对地方要素的综合能力，对地方文化本质足够了解，更准确地说，要能通过自身的智识去触及地方文化的本质，然后运用设计的语言，去创造。采用对话的方式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新的设计必然是当代的物，天然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对话，如何让过去的时间进入当代的时间，或者让当代的时间进入过去的时间，都是在续写地方志。
大舍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1+1（艺术家+建筑师）空间艺术计划创作的装置作品——花草亭
丁垚与从事建筑实践的建筑师略有不同，他长期从事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行走于田野之中让他对地缘的理解也有了不同的视角。丁垚对独乐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从更加宏观的历史角度向我们分享了一些他近期研究中的感悟。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传统儒学思想下的中国建造一般很强调具体性，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其中包含了有关地理、自然和人文层面的具体条件。但是佛教的思路是一般性的，简单地说，就是不管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建筑在形式上几乎都保持一致，并不会考虑具体的环境。他认为这多少和“现代性”有些相似之处，至少在结果上如此。佛教建筑表现的这种一般性，实际来源于它的建造是为了表达某种终极的理想，并对这样的理想或真理有着绝对的信心，因此在这样的信心面前，具体性变得并不重要。除此之外，传统中国讲究的低调内敛，和佛教表达中的张扬外显，这看似几乎两极化的两种方式，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于中国此后造型艺术风格的走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获得了某种奇特的整合。这在他看来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实际上，往往在有了明确的“他者”之后，“我”也会因此而更显得明晰。在建筑史上留名的古代建筑多是具有纪念碑属性的庙宇或宫殿，它们从出发点上来说，都有着某种抽象的、关于终极理想的追求。丁垚通过北京故宫和独乐寺观音阁的对比，再次说明了两种不同的脉络：如果说观音阁希望用最吸引眼球的方式做直观的表达，故宫则恰恰相反——在建筑设计中通过对比、节奏的变化，利用调动人身体的前后移动、上下升降等来达到宏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方式。
丁垚带领学生们进行田野调查与学术旅行，并在古建筑场域内为学生们讲解。上图、中图为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考察时拍摄，下图为天津的独乐寺。
当然，建筑也有其现实和具体的一面，它的建成依托于当时当地整体的社会现实、生产和生活方式。以独乐寺为例，建筑中的雕塑和壁画都需要做一层底，制成这种底的材料其实就来自于粮食收割之后没有实际用途的秸秆，它们会被剁碎后跟泥拌在一起，变成建筑材料。而更为重要的还有建筑的创作者，他们是最为真实的一个个生命载体。
丁垚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因设计悉尼歌剧院而闻名于世的丹麦建筑师尤恩·伍重，对中国文化十分痴迷，更是《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的“超级粉丝”。因为对黄公望作品的喜爱，在晚年隐居欧洲的时候，他想为自己挑选一个如画中风景的地方建造一座房子。也许大众会质疑，黄公望之山水怎么可能会在欧洲？虽然并未实际去过这座建筑，但是丁垚认为，对于伍重来说，如果说黄公望之山水就在欧洲，这是成立的，伍重的这种创作，从创作者的角度，其实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一样的，前提是一定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承载创作。我们一般在谈创作和狭义的建筑专业问题的时候，往往把它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但实际上这个前提对于丁垚来说是重要的。所以不管是独乐寺也好，北京的宫殿也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当时的设计者们（可能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团队，总之就是最相关的人们）都是有着异常真实的追求真理的需求。
柳亦春：你长期带领学生在华北进行中国古建的田野调查，同时也吸引了诸多的当代实践建筑师参与其中，在当代设计和传统古建之间，从你的观察或者有意识的课程教育之中，你是否发现了一些可以产生相互影响的重要方面？
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工作，教学工作跟研究工作其实无法分开。即便工作主要是到现场调查，但目的是以专业背景去认识和进入建筑问题的事实。建筑是人塑造的新世界与新环境，总是会和各地的具体性分不开，宏观上是介入这个地方，或者说地球表面。中国式思路并不会把建筑与环境分开来叙述，甚至环境会被认为是主体。
研究古建筑像是借了一个工具，去认识或者了解已经中断的、曾经有的看法与思考方式。建成的环境和建筑是已经存在的结果，所以就有机会从这个结果去理解当时的设定、思考与想法。
刘珩于2004年在香港创立了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担任主持建筑师。多年来刘珩与她的建筑事务所以南沙和深圳为根据地，在珠三角及更广泛地区开展着多元化的建筑创作、城市设计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刘珩的心目中，整个珠三角的地缘与她的成长经历以及生活场景都有关联。对于她来说，这种地方性是一种很自然的存在。曾游学欧洲、美国，或者中国北方，可这些地方多少都会令她感觉水土不服；回到南方，在湿热气候下虽然也会产生不舒适感觉，但却已经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对于刘珩来说，珠三角是家园，是一个安全、能让她沉静的地方。因为建筑很难脱离场地的具体性，她需要珠三角的地方性作为建筑实践的根据地，她的思考、生活以及对场地的感同身受和设计观，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据地出发和形成的。这几年间，深圳、广州和香港这几个珠三角城市共同组成了她的地域观。立足这里，仍在可以放眼全球，但珠三角永远是她实践和生命的重要根基。
上图：深圳荷水文化基地：洪湖公园水质净化厂上部景观设计，全地下净水厂结合新型公共景观片区，成为兼具复合功能、美学追求、公共教育性和多样体验感的日常公共空间。该项目入围2022卷宗Wallpaper*设计大奖最佳公共建筑奖 ©张超
刘珩现在落脚的深圳，是座只有40年历史的现代都市，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新”，在于它能够按照一种理想模式去规划建设。在刘珩看来，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发展出的深圳，城市面貌和气质与临近的香港非常不一样。深圳为南沙原创带来很多创作机会，其中没有什么墨守成规的套路，更加主张一种创新力。刘珩曾做过一些非常具有“南方性”的学术主题。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始带设计课时，她是当年唯一一个带领研究生做内地调研和设计项目的教授，这也给了她可以游走于珠三角和大湾区的机会。在课程中，他们沿着珠江口从东岸到西岸做了包括深圳、东莞、广州、顺德、珠海等城市的在地研究，收获颇丰。百年间经历了许多起伏的珠三角，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共同催生出具有差异化特色的城市群，每座城市的空间及公共生活也非常不一样。这几座城市的差异化，给地区带来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刘珩觉得只要这种差异化存在，活力的流动性就会存在。
上图：坪山阳台—深圳坪山河南布净水站上部建筑，以设计介入一座工程学意义上的水基础设施建筑，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地域气候特点的巨构公共空间©张超
“地方”在刘珩看来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概念，包括了一个人、一个群体日常的具体感受以及认知，所以地方既是一个很鲜活的现实，也是一种系统性的存在。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如何在地方环境里进行探索和呈现？这也是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刘珩在日常的工作中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刘珩说自己不是一个善于做prototype（原型）设计的建筑师，但对真实的场地和潜在的可能性却有很好的设计直觉，越是复杂独特的场地，就越令她感到兴奋。在设计任务书和具体内容之外，每一个场地都会有精确的经纬度以及特定的地缘地貌，这几个维度构成了设计的开始，地方性也在这一刻被建立起来。
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展场蛇口大成面粉厂城市设计和建筑改造，通过因地制宜的工业建筑改造，建立起一种都市单元社区的理想生活模式
上图：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展场蛇口大成面粉厂城市设计和建筑改造面粉厂筒仓
下图：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展场蛇口大成面粉厂城市设计和建筑改造8号楼新建钢楼梯与入口
2020年的时候刘珩曾自驾去甘南的青藏高原，从西宁机场到甘南的途中的山里，经常能见到一些废弃的建筑，与周边的山体融为一体。她在欧洲也有类似的经历，当徒步或驾车开过很多地域时，也会发现很多类似的被废弃的建筑，如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房子、建筑和空间像是从大地生长出来的一般，经过了岁月，最终又消解在大地之中，刘珩觉得这或许就如同生命的一种轮回，与人的缘分尽了，但与一方之土的缘分可能才刚刚开始。建筑的“全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志，建筑本身从材料的来源，到如何去建构，然后被人使用，最后当它废弃的时候，又回到了大自然生命的轮回中，亦或被其他的生命体占有。刘珩相信，设计本身是有生命的，当空间被建构，它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轮回，自然而然就纳入了地方的个性中，最后可能也会化解在大自然中。
刘珩将自己的设计也看作是生命自然轮回的一部分，建筑师所酝酿的设计，一旦落成、脱离建筑师的手以后，其实就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循环之中。在建筑实践中，她一直追求的理念正是建筑应该属于地方，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它可能不是一座特别酷炫，或第一眼让人惊叹、第二眼就不愿意再看的建筑。建筑的气质可能随着岁月改变，这种改变更像是自然老去，而当被更新时会出现一种岁月叠加的痕迹，这种痕迹本身是个很美的过程。“一个地方，是一段时间与一种空间最完美的组合。一座建筑，也就是一个地方。”
蛇口浮法玻璃厂主入口“浮云”改造设计：新的轻型钢结构柱从框架混凝土的老建筑中“生长”出来，新旧机理之间形成有趣的时代及技术反差
柳亦春：你的事务所名为南沙原创，毫无疑问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烈的地方暗示。广州、深圳、香港似乎都是你的根据地，它们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心目中，珠三角就是我所属的地方，整个珠三角的地缘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生活场景都有关联。对我来说，这种地方性是一种很自然的存在。百年间经历了许多起伏的珠三角，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共同催生出具有差异化特色的城市群，每座城市的空间及公共生活也非常不一样。差异化给地区带来非常鲜活的生命力，我觉得只要这种差异化存在，活力的流动性就会存在。我现在落脚的深圳，是只有40年历史的现代都市，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新”，在于它能够按照一种理想模式去规划建设，没有什么墨守成规的套路，主张一种创新力。这种差异性也构成了我工作和生活的日常，这也是珠三角给予我的生活场景。
珠三角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安全的、能让我沉静的地方，是家园。我需要珠三角的地方性作为实践的根据地，因为建筑很难脱离场地的具体性，我的思考、生活以及对场地的感同身受和设计观，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据地出发和形成的。我一直都觉得深圳、广州和香港这几个珠三角城市共同组成了我的地域观。从这里我可以到全球旅行，但珠三角永远是我的实践和生命的根基，这很重要。
桌景：留仙洞北绿廊云城B4地块：31 张独立、简洁、样式各异的“桌子”共同组成地上与地下的双重景观，显与隐之间孵化出别样的“共享大院”
与许多完全扎根于大都市的事务所不同的是，佚人营造的实践和研究原点都在创始人的故乡。宁波之于王灏、绍兴之于裘浙锋都是天然的熟识和依存。在佚人营造的官方推送中，两位创始人表示“我们并非是那种突然空降到那片土地的事务所，而是从浙东这片土壤上慢慢生长起来的。对于更广阔的江南地区而言，我们也有一种熟识。我们长期持续的对江南地区的研究为我们建立了与彼地的联系。”
佚人营造近期完工的紫石粮库改造项目，建筑被当地村落的河流与田野环绕©️陈斌
最近，佚人营造在宁波完成了紫石粮库改造项目。历史上，项目所在的这片地区曾经一度受海水侵袭，导致水患泛滥，直到王安石担任县令时，修筑了堤塘堰，才将洼地转为了可用的耕地。人们因此建造了王安石庙，以纪念他的功绩。这座庙得名“紫石庙”。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被改造为紫石粮库，但并没有完全继承了原先庙宇建筑的行列式布局，而是改成了浙东四合院式。
佚人营造在改造中运用当地常见且相对廉价的杉木为主要材料，并重新对空间排布进行调整，把建筑向周遭打开，让环境与建筑有了更多互动©️陈斌
2015年王灏在地扪村（黔东南）的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有几件小事物引起了王灏的注意。一是在村里行走，总会在不经意的地方发现一些汩汩而出的古泉泉眼，似乎与大地、水系和自然形成了一种充满灵性的对话。二是村里的禾仓建筑：禾仓是当地村民为了解决粮食储藏问题而形成的建筑类型，也可以说是最小版的粮仓。在农耕文化中，粮仓“掌管”了一座村子的生死，也由此具有神庙般的意义。最后是村里的火塘：因为村里以木构建筑为主，所以经常发生火灾，而当地的习俗是，一旦发生火灾后，被烧毁的建筑场址便将被挖为一个水塘，名为“火塘”，一方面是以“水”来镇“火”，另一方面，也为村里提供一处消防水池。所以，地扪村是一个既有空隙、而又通过整个水系相联系的结构，而这为紫石粮库的改造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是否可以通过对局部的调整，令原来填充较满的场地既重新面向周遭打开，又在场地内部形成一定的空隙与联系。在建筑材料方面，佚人营造选择了如当地常用的杉木等廉价也容易获得的材料，也因此让建筑自然产生出一种亲近感。佚人营造希望未来村民们可以很自然地来到这里，在此逗留漫步，享受周围美好的水景和微气候。也许只有当“新”的建筑真正满足当地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它才成为了地方志中真正的一员。
在近些年的实践中，佚人营造对于木结构的独特处理令人印象深刻。谈起对于木结构的兴趣，二位告诉我们，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地域，再放眼全球来看，那么木结构无疑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建造选择。通过对中国本土建造的物理空间遗产的研究，佚人营造发现了两个非常独特的特点：第一点是如何处理地形与植物的关系，这其中蕴含了一种非常明确的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观。第二点在于，建筑作为一种重要的人体包裹物，中国选择了一种最容易亲近自然的方式。而这两个特点最终指向了木结构。实际上，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出现过木结构的建筑，因为木材便于获得和加工，是人与自然建立关系时的第一选择。可是只有中国在木结构中找到了自身文化的充分表达，具体来说可能是对中庸之道的崇拜，对寄情山水的渴望。在明清之后，木家具高度发达，实际上可以看做某种木结构的小型化发展，仍然是木结构和中国文化相依发展的表现。
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了关于木结构应对地理环境的天然优势、其内部所独有逻辑关系后，佚人营造认为它是一种可以被诉说，或者可以被用来解读的非常完整的建造系统。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甚至它可能反过来促进我们去思考和消化西方的构造和逻辑。对于王灏来说，对于木结构的研究和探索更像是他思考建筑的一种方法论，当代木构的系统与当代的建造的物理环境如何形成一个高度的统一体，也许是佚人营造将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追求的。
柳亦春：毫无疑问这些年佚人营造木构工作应该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当然不仅仅是木构，我也看到你们对于雨水与建筑关系的强调性表现，等等，对于地方性，你认为它的本质是什么？
地方性的本质是一定区域内地理与植物系统对人造形式的选择，天然的选择才是这个地域建造的本质。现在的很多形式来自于艺术化的概念，是一种混杂的文化形态产物。它可能会鼓励建筑师形成自我系统，产生签名式的形式，走向技术与艺术观念结合的探索方式。但在东方文化下，更多的是来自一种对大地的讴歌，是谦逊的。探讨地域问题的时候，初期大家会看重保护，在地方志上不停的重复改造放在历史长河里回看空间的对应关系，会发现很多地域营造都很单一。当代中国建筑师在面对地域问题大部分采用的还是保守态度，我们还是希望看到能在地域里找到非常先锋的，甚至形成激烈的个人看法的建筑师出现。
在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城市设计专业硕士学位后，周贞徵和同样毕业于罗德岛设计学院建筑系的两位朋友一起在北京联合创办了一家工作室，带领一个跨领域的国际设计师团队，进行建筑、室内空间的设计与研究。工作室被定名为“ATLAS”，意指“地图集”。 事务所的设计目标，是“通过严谨的方式进行设计融合，并使之具有当代设计的感性力量。在每一个新的设计中发掘背后的故事、细节以及全新的材料和形式。”
周贞徵在贵州大利侗寨设计建造的大利社区中心，以支持当地妇女生产靛染侗布，鼓励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并为她们带来创业的机会
周贞徵的事务所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的侗族村落大利村完成了两个建筑项目，分别是妇女社区活动中心和井上见民宿。实际上，自2016年周贞徵受到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GHF）的邀请，前往大利村启动一个与当地妇女相关的非遗项目开始，她对于这个古老村落如何在当今语境中继续书写自己故事的探索也随即开始了。周贞徵说，实际上她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研究：这其中既包括建筑，也包括了当地手工艺，以及人与社区的关系等。两个建筑项目的落成被她表述成“可视化”的结果，但其实并不能完全涵盖跨度超过六年时间她在大利村的全部工作，人、环境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是她始终乐于探索的问题。
由于最初并没有严格的甲乙方关系，周贞徵选择了成为一个当地生活的参与者进入大利村，而由于自己作为建筑师的专业身份，她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思考自己能为当地人做什么，这个过程是长期不断且相对自然而然的。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周贞徵最初接触到了当地的妇女和她们的传统手工染织品，之后便有了为她们组织合作社，和建造一座活动中心的机会，而因为经常在贵州当地出入，结实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开始了井上见民宿的设计。实际上，井上见是一个再生性旅游品牌，周贞徵与她的合作伙伴也在其他的传统村落进行着类似的实践，因为在她看来，大利村未来的发展中，旅游开发是不可避免的一步，所以她希望探索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之下，让当地的文化遗产更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她同样关注的还有当地人们的状态。由于周贞徵和她的团队基本都是在城市长大和生活，对于她来说，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用某种现代的视角来对话传统文化。
实际上，在2016年周贞徵开始在大利村的工作时，这里虽然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村落，但并没有想象中“封闭”。当时高铁已经开通，村庄里家家户户也基本都已经有互联网，信息的获得对于村中生活的人们来说与城市中的你我无异，对于周贞徵来说这种局面的有趣之处就于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是同时存在着的，虽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在慢慢影响着这里的人们，但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少数民族独特的习俗和庆典对于当地人依然重要，在重要节庆时候穿上传统盛装，唱歌跳舞，饮酒作乐，对于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当地斗牛为例，这一传统习俗已经发展成非常现代的体育娱乐项目了，这给了周贞徵一种启示，传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是可以连接到当地人的生活的，时间是流动的，也是延续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定是会融入到生活中的。
柳亦春：我非常喜欢你在大利侗寨民宿的窗户，看似原生的木板窗格却透出了强烈的现代性。当地的木材与工人的双手和你的设计之间构成了一种混响。你如何理解手工艺在当代的位置？
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对立的，时间是流动的，历史是延续的，所以重要的是所做之事如何在功能和语境中不断转变与提升。手工艺也不是一尘不变的，它一定会融入到生活当中。一个建筑项目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复杂，就窗而言，它一面需要融入村子本身的环境氛围，也需要具备现代的功能性。
在一个传统村落里做建筑实践，需要对风貌进行保护，对传统木构的使用是保证建筑融入村庄，降低现代化钢筋混凝土对环境整体性的破坏。在传统风貌保护的地区内做实践会有限制的地方，但在严格中依然可以诞生出不同形式的房子，在规范的约束中与环境达成一致。
大利侗寨的井上见民宿的窗户外侧，周贞徵依旧用木材构筑栅格系统，让建筑语言与当地建筑呼应
2022年11月，《卷宗Wallpaper＊》步入五周年。五个封面专题，五个领域，五个关键词。在主题“与吾为伍”之下，我们由“边界”“地缘”“乌托邦”“手艺”与“身份”五个关键词出发，分别与五个领域中的实践者展开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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